任正非:我不是乔布斯,因为他对人类贡献非常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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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3日消息,2019年5月20日任正非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纪录片采访,采访中记者提及任正非被外界视为中国的乔布斯,对此,任正非回应称,“我不是乔布斯,因为乔布斯对人类贡献非常大,他创造了移动互联网,而且他在哲学上追求完美。”

同时,任正非表示,“我在哲学上信奉灰度,信奉妥协,“白”与“黑”之间有一个妥协是灰度。乔布斯是追求极致的,我们两个性格上很多不一样。我没有他那么伟大,所以不能叫乔布斯,这不是谦虚,是真心不认为自己伟大。”

采访实录精选:

1、记者:任先生,您被视为中国的乔布斯,华为在中国被视为一个伟大的企业,怎么做到的?

任正非:第一,我不是乔布斯,因为乔布斯对人类贡献非常大,他创造了移动互联网,而且他在哲学上追求完美。我没有特别精湛的技术,只是提了一桶“浆糊”把十八万员工粘起来一起奋斗,他们奋斗出来的成绩就扣在了我头上。我在哲学上信奉灰度,信奉妥协,“白”与“黑”之间有一个妥协是灰度。乔布斯是追求极致的,我们两个性格上很多不一样。我没有他那么伟大,所以不能叫乔布斯,这不是谦虚,是真心不认为自己伟大。

记者:我们还是可以得出结论,华为是一个全球性的巨人,华为生产设备成为互联网的骨干?

任总:是的。

2、记者:您大学时候学的建筑工程,怎么参军了呢?

任正非:因为周恩来总理引进了法国德布尼斯.斯贝西姆公司的化纤设备,要调很多地方队伍建设这个工厂,但是地方队伍因为文化革命完全混乱了,建设化纤厂的地方生活又非常艰苦,都不愿意去。周恩来只好调军队去建这个厂,但军队没技术力量,地方上也没有哪个单位愿意出工程师给军队,军队就把我们这些懂一点技术的“半坛子水”学生重用了。

就这样,我有幸走入了现代化工程,有幸走入了军队。

3、记者:在创业初期,有什么样的突破,认为华为的生意是能做成的?

任正非:公司成立初期,我们主要是做代理,帮别的公司卖机器,中间赚一点佣金,慢慢积累到有一、二十个人。经常是汽车到了,我们每个人都像搬运工一样,扛木箱卸货到仓库,客人要货时,我们再去装货。在三十年前,我们是以代理为中心的。

后来,香港鸿年公司跟我们接触以后,考察了我的个人历史,找很多人调查我的历史。当时我还很生气,他们把过去的一些事讲给他们听后,考察完的结论,认为我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,他们就给我授权:“广州仓库里有价值一亿的货物,你可以去提货。货物卖了以后,钱可以先周转一段时间,再还给他们。”他们给我的底价也比较合适,我们通过卖货物回款,中国当时正在快速发展,很需要这些物品。香港鸿年公司对我们很信任,公司老板原来是一位很优秀的学者,叫梁琨吾,由于他们的信任和支持,我们开始得到了逐步发展,积累了一部分资金。

4、记者:那时美国应该是您所进入通信行业中蒸蒸日上的国家,您第一次去美国是什么时候?

任正非:1992年。

记者:我看了您写的《赴美考察散记》这篇文章,2019年读这篇文章也挺有意思的,您对于美国当时有非常多的敬佩之情,而且把自己放在比较弱势的地位,包括华为的管理。当时您看来,美国是充满希望、充满前途的国家,是吗?

任正非:是的。对于美国的了解,我在文化革命中也有一些阅读。当时,解放军有一个代表团考察了西点军校,《解放军报》有对西点军校的连载描写,对西点军校的作风,我的印象比较深刻。所以,我们在早期建设公司时,是学习西点的风格来管理的。当然,我们是一个生产企业,不可能像军队那么不讲成本。

我到美国以后,亲眼看到了美国是什么样了,以前我们没有出过国门。开放改革以前,我们还以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受苦受难,就我们吃饱肚子,别人没有吃饱肚子,需要我们去解救,这是当时我们对世界还是这样的理解。当我们走出国门一看,才发现只有我们才是贫穷的,别人都不贫穷,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,思想上有了一个开阔。

第二,我对美国的创新精神、创新机制的推动有很深的感慨。有一篇文章叫《不眠的硅谷》,硅谷人为了奋斗,在车库……通宵不眠,当然硅谷今天还是这种精神。我们吸取了一些精神力量,我们也要艰苦奋斗,也要努力,从简单开始逐渐走向中高端。

从年轻时候直到今天,我对美国都是很崇拜的。尽管今天美国打压我们,将来我们重新在“喜马拉雅山顶”再次相遇时——我把科技高峰形容为喜马拉雅山顶,美国带着咖啡、罐头……在爬南坡,我们带着干粮爬北坡——我们在山顶相遇时,我决不会与美国“拼刺刀”,会相互拥抱,终于为人类数字化、信息化的服务胜利大会师了。我们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,不要这么狭隘。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这种狭隘,才有这么多客户信任我们,我们今天是打不死的。希望你过几年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,那时我们再喝一杯庆功酒。

5、记者:你们所处行业第一次的危机在2001年前后,很多西方公司面临着重大危机,华为当时怎么挺过来的?

任正非:IT泡沫危机发生时,我们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危机,公司基本濒临崩溃了,内外交困。外部来说,我们对客户负责任的能力低,在IT泡沫时期,大公司把所有好零部件买光了,我们只能买一些差的零部件做了产品卖给客户。公司内部也出现很大危机,2002年时,内部很多人偷走知识产权、挖走公司的人,去创办其他的公司。

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召开了400人的高级干部大会,学习了德国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。《战争论》里面有一句话:“什么叫领袖?要在茫茫的黑暗中,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燃烧,发出生命的微光,带领队伍走向胜利。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,将领的作用是什么?就是用自己发出的微光,带领队伍前进。”好,现在该我们把心拿出来,照亮队伍前进,巩固队伍信心。

第一件做出的结论,就是把客户所有的烂设备换回来,要十几亿人民币,那时我们已经穷的揭不开锅了,还是要换回来,从此赢得了客户的信任。第二件事,我们选取了一个很正确的战略,叫“鸡肋战略”。泡沫经济时,北电在光传输上投入过猛,设备跌价不值钱,如同没有肉的鸡肋。我们选择了光传输这个不值钱的鸡肋,别人不做我们来做。我们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终于做到了世界第一,现在我们在光传输和光交换上绝对领先,很难有人短时间再赶上我们。我们现在提出了将来要做光子计算机。所以,我们是及时开了干部大会,整顿了思想,让留下来人继续好好干,然后选择了最不赚钱的事,渡过了巨大的危机。

6、记者:尽管您本人对美国充满了敬佩,现在来看,华为和美国之间有一场持久战。从2005年开始,美国的一些政客就视华为为危险,您能够解释一下吗?

任正非:美国政客不代表美国,因此我将来对美国的情感还是一如既往。对美国的政客,我也不恨他们,为什么?他们拿着“鞭子”抽着华为,提醒我们要努力奋斗,我们只要不努力奋斗,就会把我们打垮。这点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,没有外部的压力,内部就缺少动力。

7、记者:中国有多少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呢?

任正非:我不知道。我认为,其实中国在接受德国文化上还是非常好的,比如宗教改革也是从德国开始的,德国盛产哲学家、音乐家、艺术家……。按理说,一个工业型社会,怎么能创造出这么灿烂的人文文化呢?前几天,国家信产部的部长参观我们公司时,我专门带他参观生产线,讲西门子软件多么好、BOSCH的软件怎么好、达索软件怎么好,为什么?工业互联网必须是从事工业几十年的人,把他的经验变成电子的时候才是工业互联网,而不是我们搞互联网的公司变成工业互联网。我们帮助国家大规模推广德国的控制软件,提高生产、提高效率。我们认为,中国和德国之间经济有极大互补性,中国要发展,德国很多优势对中国非常好,德国需要中国13亿人民的市场。

我去德国斯图加特,工程院院长带我参观一个工学院一年级学生入学,给每个人发一块铁、发一个齿轮的图纸,让他们用锉刀锉出一个齿轮或者一个轴来,完全用手工做,做出来并不打分,必须装到减速箱里,让汽车开,开完回来检验才给打分。所以德国机械工业将永远无敌于天下,同样的钢铁,德国车并没有消耗更多,但是价格贵几倍。

德国很多优质的东西需要一个市场空间去放大,要开展贸易的便利化、自由化。中国改革慢了一点,但是去年开始已经对机械制造产品、工业产品放开门限,降低关税,有利于进一步发展。中德之间应该更加加强经济的合作,而不是对抗。所以,我们非常赞成欧洲的观点,欧洲是一个经济共同体,没有那么多政治目的。中国其实也不会想称霸,中国还是主要生产中低端产品,中低端产品和中高端产品之间应该有相互的交流。

第二,中国的服务产业落后,我有位朋友生病了,我建议他去两个地方动手术:德国和美国。德国的医疗这么高级,这么发达,德国如果在中国能建立一些医院,不需要消耗多少人员,就可以把中国赚你的钱,从中国赚回去。

又比如教育,太难拿到德国博士学位了,德国博士是真博士。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工厂,大量招德国博士,太优秀了,因为德国教育很严格。德国中小学教育,为什么不在中国发展呢?中国也在开放服务业,这是无烟工业,烟囱不冒烟,就可以把人民币赚回去,这样形成贸易对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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